但当具体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之间存在落差时，以法学三段论为代表的涵摄就不敷使用，此时必须通过层层递进的解释性规则来精确化法律概念的含义，直至能将具体案件事实与构成要件严丝合缝地连接起来为止。
57参见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挑战》，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283页。⑧西方眼中的中国往往被历史地塑造为代表与西方不同的一套价值观。
这种情况除了具有明显的反民主意涵外，法官的过度精英化与律师的利益集团化还会使得社会走向法治的反面。此等明确切割法治和民主的策略，确实有可能让师夷之技以制夷的空间变得更大，如果得益于党国宪政体制的深化改革真能取得明显的成效而证明为一种善治，很难说它不会变成西方多元民主有力的竞争者，成为非西方民主政治之外的另一种制度选择。41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序言第3页。党政分离，两者之间的关系由法律做出明确划分，党不介入政府日常行政事务。然而我国当下深化法治的改革事业，面对的则根本是古典礼法、西方形式法以及社会主义政法等三种法治理念的堆叠式并存，各种理论和实务都浅尝辄止、百花齐放，各擅胜场，却又相互抵销，而让人无所适从，究其原因就在于既有法治的基础实在过于薄弱，而社会的变化又实在太快。
53 第二，党的领导与法治之关系。质言之，为使法治一词在中西交流中保持其语义的基本相通性与妥适的在地化，就必须先将其去意识形态化与去神圣化，将其化约为一套社会治理术，52与社会治理工具内在勾连。在第二个层面上，除了《标准化法》规定了强制性标准的效力外，不少的法律也规定了标准的效力。
对因违反标准造成不良后果以至重大事故者，要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予以批评、处分、经济制裁，直至追究法律责任。法治 标准与法律(制定法[1])均为规范性文件，具有规范性，但二者的规范属性不同{1}，二者在制定主体、制定程序以及实施和监督检查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区别[2]，应属于不同性质的规范系统。例如，《水污染防治法》第10条规定：排放水污染物，不得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对于推荐性标准，该函提出应当确认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范围，依据著作权法予以保护。
依此，不同的事物应具有不同的本质属性，相同的事物则应具有相同的本质属性。二是法律规定了标准的效力。
2001年12月11日，我国政府在入世议定书上正式签字，我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标准对法律所具有的支撑作用也进一步说明，法律要实现对社会行为的有效规范，对社会关系的有效调整，就必须在国家法治的层面上提高对标准化事业的认识，在具体法治的层面上重视对标准化成果的利用，在法学研究的层面上加强对标准化与法治化的理论研究。因此，标准化法学理论研究整体的薄弱，限制了人们的视野，这也是影响标准法律属性论的重要因素。不过，该书作者与多数软法研究者一样，并未就标准的软法地位问题进行专门的论述，仅有的分析见于林良亮博士的《标准与软法的契合——论标准作为软法的表现形式》一文。
这种情况表明，标准与法律不同，标准的制定权并不专属于公权，标准可以由非国家机关的企业和社会团体制定。[9]这些条款所适用的标准均为国家强制性标准(国家强制性标准的代号是GB)。尤其是在立法方面，应按照科学立法的要求，将标准化的成果吸收到法律中来。还有学者虽然主张环境标准是环境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也认识到环境标准原本属于技术规范，是法律赋予其法律规范的效力{20}。
例如，《食品安全法》第4条第2款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保证食品安全……《环境保护法》第34条规定：……向海洋排放污染物、倾倒废弃物，进行海岸工程和海洋工程建设，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和有关标准，防止和减少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损害。有关标准与法律关系的研究，也主要是基于标准化本身的需要，回答标准化理论研究的问题，而不是要回答法治和法学理论研究的问题。
在食品安全法领域，标准与法律也具有密切的关系，《食品安全法》专章规定了食品安全标准。在标准法律属性论者中，那些主张强制性标准具有法律属性观点的学者和机构显然未注意到混合标准的这种情况。
围绕着标准的著作权纠纷，尤其是标准的出版纠纷，有学者进一步认为，不只是推荐性标准，凡是政府制定的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都属于立法、行政性质的文件，依法不享有著作权[6]。根据国家质检总局2002年颁布的《采用国际标准管理办法》第12条规定，等同采用，指与国际标准在技术内容和文本结构上相同，或者与国际标准在技术内容上相同，只存在少量编辑性修改。除了上述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与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司达成的意见直接影响司法外，也有一些法院在具体案件的裁判中直接将标准作为法律来援引。蔡守秋主编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在从法律法规的内容和功能看环境法体系中，将各种依法制定并具有法律效力的环境资源标准列入环境法体系{10}。例如，我国著名的软法论倡导者罗豪才、宋功德在其所著的《软法亦法：公共治理呼唤软法之治》一书中多次提到，标准(专业标准)是软法的规范形态{7}314，375，456，512。然而，探讨彼此联系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不应当只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而忽略它们原本存在的区别，将它们视为一物或者将此物视为彼物，都会使得任何理论研究失去意义。
第8.4.1条规定：餐饮场所数量和布局合理，餐饮卫生符合GB 16153的要求。例如，我国旅游行业标准《绿色旅游景区》(LB/T015-2011)属于推荐性标准，但该标准第5.1.4.1条规定：……景区内的地表水质量应达到或优于GB 3838-2002的Ⅲ类水质标准。
例如，在买卖法中，卖方负有交付标的物的义务，依意思自治原则，当事人可以自由约定标的物的品质。1979年，国务院颁布的《标准化管理条例》第18条规定：标准一经批准发布，就是技术法规，各级生产、建设、科研、设计管理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都必须严格贯彻执行，任何单位不得擅自更改或降低标准。
不仅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均可采用国际标准。如果按照强制性标准具有法律性质而推荐性标准不具有法律性质的理论，就必然得出这些被引用推荐性标准独立存在时不具有法律性质，被强制性标准引用时就具有了法律性质的结论。
标准法律属性论者显然未能注意到国际标准化的实际情况，也未能注意到我国标准化体制改革的实际情况。技术法规论者根据强制性标准与技术法规的同质性来阐释标准与法律的关系。标准化对于全面依法治国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必须给予充分的重视。对于将环境标准纳入环境法体系的理论主张，有学者从形式和作用两个层面进行了论证：在形式上，《环境保护法》等法律都有关于环境标准的规定，根据纳入其中即为组成的逻辑，认定环境标准形式上属于环境法体系。
又如，《食品安全法》第4条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保证食品安全……依据这一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负有提供安全食品的义务，但确定生产经营者提供的食品是否安全的依据则是食品安全标准第11条规定：对满足基础通用、与强制性国家标准配套、对各有关行业起引领作用等需要的技术要求，可以制定推荐性国家标准。
第三，积极采用国际标准，是我国标准化战略的一项基本政策。标准法律属性论者将标准纳入法律的范畴，所关注的是前者。
自《标准化法》颁行之后，为提高产品质量，国家实施依标生产的政策，要求企业必须依据标准组织生产，严禁企业无标生产。金瑞林主编的《环境法学》第五章环境法体系，环境标准为其一节(第五节){11}。
从法的角度来看，法律与标准的联系表现在法律规定了标准，赋予标准以法的规范效力[18]。例如，《食品安全法》第4条第2款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保证食品安全……《环境保护法》第34条规定：……向海洋排放污染物、倾倒废弃物，进行海岸工程和海洋工程建设，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和有关标准，防止和减少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损害。第8.4.1条规定：餐饮场所数量和布局合理，餐饮卫生符合GB 16153的要求。中国政法大学校级项目标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研究(2016) 作者简介：柳经纬(1955)，男，福建寿宁人，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研究人员，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对因违反标准造成不良后果以至重大事故者，要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予以批评、处分、经济制裁，直至追究法律责任。标准被软法论者归类为软法。
不过，该书作者与多数软法研究者一样，并未就标准的软法地位问题进行专门的论述，仅有的分析见于林良亮博士的《标准与软法的契合——论标准作为软法的表现形式》一文。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里，并无技术法规这一法的类型或形式，也不使用技术法规的概念，但是在标准化理论界，技术法规却是一个常新的话题。
对于强制性标准，该函只是从出版许可的角度对受许可人的出版经营利益给予保护，而没有确认其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范围[5]。[12]等同采用(IDT)是我国标准采用国际标准的一种方式，另一种方式是修改采用(MOD)。
